纪念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 Sydney Brenner (1927-2019)
Sydney Brenner经常被描述为“分子生物学的顽童”
Sydney Brenner: 南非生物学家,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(发现了器官发育的基因调控机制和细胞程序性死亡)。Sydney Brenner在英国剑桥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(MRC)实验室工作期间,对遗传密码等分子生物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他将秀丽隐杆线虫 (Caenorhabditis elegans)建立为研究发育生物学的模型生物,并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建立了分子科学研究所(Molecular Sciences Institute)。
我们常说的Garbage in, Garbage out
或者更惨的Garbage in, Problem solved
即出自该老者之口。
当詹姆斯沃森 (James Watson)和弗朗西斯克里克(Francis Crick)于1953年4月首次完成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时,一群牛津科学家驱车前往剑桥的Cavendish Laboratory
观察,其中就包括Sydney Brenner
,一位身材矮胖的南非化学博士生。这次访问标志着他科学生活的分水岭。“我就知道这是分子生物学的开始,”他后来写道。“就是这样……窗帘被抬起,现在一切都清楚了。”
已经去世的92岁的Sydney Brenner成为20世纪后期分子生物学革命的推动力量。他选择的研究方向是探索线虫的遗传,发育和行为,进而对人类疾病产生了重要的见解。2002年,这项工作使他共享了诺贝尔生理学奖,很多科学家认为早就应该颁发给他了。
Sydney Brenner经常被称为“分子生物学的顽童”; 他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被描述为灰衣主教 (eminence grise
)。在1953年与克里克会面后,他加入剑桥的医学研究委员会(Medical Research Council, MRC)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(后来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,LMB)。他们共用了20年的办公室,不停地讨论,笑声喧哗,产生了数百个想法.他们在实验室里与他们不可或缺的研究助理Leslie Barnett一起进行实验验证。直到他离开剑桥很久,她仍然是Sydney Brenner的亲密同事。
Watson和Crick在发表DNA双螺旋结构时推测DNA分子中的核苷酸碱基序列-ACGT-以某种方式编码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序列。1961年,克里克,Sydney Brenner及其助手首次证明20种氨基酸中的每一个都对应三个碱基序列,称为三联体密码子。
同年,与法国生物学家François Jacob和美国遗传学家Matthew Meselson合作,Brenner证明了mRNA的存在。有了这两个概念 - 三联体密码子和信使RNA - 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可以开始完成将每个DNA或RNA三联体关联到特定氨基酸或“终止”信号的分子难题。
到1966年,该代码完全被破解,但Brenner已经从分子转移到整个动物。他需要一种极其简单但有神经系统的生物,并且其感知,移动和繁殖行为能够在实验室中方便研究。其计划是构建该生物的突变个体,以便确定基因如何控制发育和行为。
他选择了秀丽隐杆线虫(Caenorhabditis elegans),这是一种在成虫中只有959个细胞的微型蠕虫,其繁殖迅速且易于保存。Sydney Brenner招募了一支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小组,承担完全描述秀丽隐杆线虫的任务。Nicol Thompson和John White使用电子显微镜和计算机重建来绘制蠕虫神经系统的完整接线图。John Sulston和Robert Horvitz(他们与Brenner分享了2002年的诺贝尔奖)追踪了线虫中每个细胞从受精卵到成年的谱系变化,并发现了细胞的程序性死亡机制。Sulston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Robert Waterston一起对整个线虫基因组进行了测序。
Brenner让自己团队的成员放手去做,同时他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如何在他说服MRC购置的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上进行编程操作。访问科学家回到他们自己的研究机构并开始新的实验室,所以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一个线虫研究人员社区:Sydney Brenner给他们设定的任务仍未完成。他写道:我总是觉得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是有趣的,其他人可以把它们带走并取得一步步突破。
出生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杰米斯顿,Sydney Brenner是来自立陶宛的文盲犹太移民莫里斯的儿子。一位邻居教他读书,他父亲的一位顾客为他提供了一个免费上幼儿园的机会。出于无穷的好奇,Sydney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当地图书馆自学成才,并且在学校里快速上进,以至于他在15岁时获得在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读医学的奖学金。
因为他在完成课程的时候仍然太年轻而不能从事医学实践,所以他开始转向攻读硕士学位,他称那段时间为“天堂”。尽管他最终获得了医学资格,但他申请了1851年皇家委员会的奖学金到牛津大学师从物理化学教授Cyril Hinshelwood攻读博士学位。在回到南非经历两年的不愉快后,Sydney Brenner于1956年12月来到剑桥的MRC实验室,与克里克一起工作。
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,Brenner与LMB分子遗传学部门的Crick成为联合负责人。1977年,他同意在马克斯·佩鲁兹(Max Perutz)退休后接替其负责人职位,并立即接管实验室的有些混乱的财务状况。
到1986年,他卸下早已准备放弃的行政负担,从那时起到1992年,他领导了剑桥大学医学系的一个小型分子遗传学部门。在那里,他开始了一项关于河豚(Fugu rubripes)基因组的新项目。阅读基因序列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:河豚的优势在于它的基因组是人类基因组的1/7,但基因数量大致相同。完整序列于2002年发布,及时的为与人类基因组的比较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。测序发展史:150年的风雨历程
Sydney Brenner一直都是重度吸烟者,到了60多岁,他的呼吸困难迫使他需要去一个更健康的地方度过冬天。他于是去了加利福尼亚。1996年,借助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提供的数百万美元赠款,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创立了非营利性分子科学研究所,他希望“年轻人能够在和谐和高智力挑战的氛围中追求科学” 。
Brenner是世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不断创新的领军人物。”我认为我的真正技能是让事情开始”, 他在一次详谈中告诉生物学家刘易斯沃尔珀特 (Lewis Wolpert)。这段对话在2001年发表为其自传”Sydney Brenner: A Life in Science”。他是成立于1964年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协会的创始成员,并且在10年后海德堡建立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。他是1989年成立的被称为“人类基因组的联合国”的人类基因组织(Hugo)的发起者。他为新加坡科学技术和研究机构(A * Star)提供咨询服务,并且是该国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创始人。
1952年,Sydney Brenner与南非同胞梅尔·巴尔金德 (May Balkind)结婚,并在有了第一个儿子乔纳森后离婚。她当时正在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。Brenner承认婚姻的困难,其中一个伴侣生活在“一个主要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创造的世界”,但他们后来还有了另外三个孩子,Stefan,Belinda和Carla,并且May追求自己作为教育心理学家的职业生涯。
尽管健康状况恶化,需要借助于氧气罐维持,但Brenner从未停止工作。当洲际旅行变得太困难时,他在新加坡的一家旅馆里永久居住,从那里他每天都到他的A * Star办公室办公,直到去世。
七年来,他为Current biology
杂志撰写讽刺性月度意见专栏。在2000年解约时其发出了个人恶搞广告:”Elderly, white, male, column writer, seven years experience, self-employed scientist, explorer, adventurer, inventor and entrepreneur seeks young, naive, preferably female editor of newly formed scientific journal with a view to obtaining unrefereed access to as wide an audience as possible. Has good title for a column: ‘The Well-deserved Rest.’ Please write, quoting circulation and impact factor.”。